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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86

杜光:扫除“斯大林加秦始皇”的蒙昧主义--三评中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的通报

October 7, 2017

【中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需还何方同志一个公道】去年5月,中央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发通报,批评何方“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凡对何方老有了解的朋友莫不震惊。杜光同志奋笔疾书,写下四篇评论予以驳斥,后因事态没有扩大,似乎是不了了之,为了老人的安宁,没有发出。现何方老已归道山,这段历史公案应该让大家知情,为此即将几篇文章全部发出,是非付诸公论。——五柳村编者,2017年10月7日。

 

扫除“斯大林加秦始皇”的蒙昧主义

——三评中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的通报

杜  光

在网上读到何方老对中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的批评的回应,义正词严,无懈可击。从他的回应中,得知此事缘起于有人举报。举报并不稀奇,巡视组所到之处,都鼓励人们为他们提供检查的线索。问题在于,把“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罪名加在何方老的头上,带有明显的理论偏见。说具体一些,是用“斯大林加秦始皇”的理论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尺度,把不同的理论观点加以扭曲,然后再进行批判。在近几年来的理论争论中,这种手法可谓屡见不鲜。现在用于举报,则还有着“政治陷害”的成分。巡视组对何方老的批评,显然就是以举报为根据的。

在社科院发生这样的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理论思想大本营,虽然全院不乏优秀的研究人员,但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学者,往往不能见容于社科院的领导人和众多沉浸于“斯大林加秦始皇”迷雾的研究人员。杰出的思想家张博书在那里当了十多年助理研究员,始终不能提升为副研究员,最后甚至被排挤出社科院,远走他国。所以何方老如此这般地遭举报,是合乎社科院的现实的。倒是巡视组居然毫无保留地采纳举报者的观点,并以此为据批评何方老,暴露出他们的无知与偏见。不过,这也难怪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在“斯大林加秦始皇”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习近平最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通过巡视组批评何方老这件事,我却担心习近平的这些期望,很有可能会落空。因为居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思想。

举报者和巡视组对何方老的三条责难,有着浓厚的“斯大林加秦始皇”的色彩。

所谓“斯大林加秦始皇”,起源于毛泽东。他在文革中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实际上他没有读多少马克思的著作,最多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一类的小册子。他在延安整风时亲自审定编印的《整风文献》,用来指导整风运动,其中没有一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却编入了《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斯大林写的《<联共党史>结束语》。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牢固地确立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要环节。他用来教育全党、改造全党的,用来巩固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延安整风被认为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教育运动。所以,毛泽东说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就其实质来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外衣的专制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

延安整风以来的七十多年,我们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宣传与教育。在这个公式里,“秦始皇”是底色,“斯大林”则是加于底色之上的涂饰。我说“秦始皇”是底色,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华儿女,无不经受过有着几千年积累的专制主义的熏染,而秦始皇正是专制主义的最杰出、最适宜的代表。毛泽东不喜欢读马克思的书,却热衷于《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唐诗宋词这一类浸透专制主义的古籍,这是他的智慧和潜能的主要来源。他最欣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更大的规模上实现着“焚书坑儒”。我说“斯大林”只是涂饰,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来装饰他那沙俄特色的专制主义。毛泽东是在浸透中国深厚的专制主义的基础上接受斯大林主义的,所以也打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号,却又有着自己的“中国特色”。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按照他早期的说法,是“只有‘阶级斗争’四个字”,所以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他晚年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造反有理”。“阶级斗争”和“造反有理”,在他没有掌握政治权力、没有成为统治者的时候,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一旦他自己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就成为打击异己、巩固统治地位的专制主义工具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以此着意宣传,教育民众。而这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是被“斯大林加秦始皇”偷换了的赝品。经过七十多年的宣传教育,几代人都沉浸于“斯大林加秦始皇”而不自知,却把它当做马克思主义来敬奉。这是理论思想领域的极大误区,是蒙昧主义在当代的主要表现。近几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倡言需要开展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运动的最根本的要求,是使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从“斯大林加秦始皇”的迷宫里解放出来。首先是剥去它的马克思主义伪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从少年时代到青年、中年、老年,在理论思想上有许多发展变化,有些前期的理论被后期的理论所否定,有些理论由于对社会发展前景有着过于乐观的估计,未免脱离当时的现实,更无所作用于后世。但是,作为古今中外的杰出思想家之一,他有许多理论创造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继承。鉴于当前我国的整个社会都笼罩着“斯大林加秦始皇”的迷雾,新启蒙运动应当从清算“斯大林加秦始皇”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启“斯大林加秦始皇”之蒙。所以,还原马克思主义,应成为当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希望社科院能通过这个举报何方老的事件,举一反三,检视自己在多大程度上陷于“斯大林加秦始皇”的迷宫。社科院向来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一大智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基地。但我从近几年来订阅的《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环球时报》等报刊上所发表的社科院研究人员的文章来看,颇有一些文章是马克思主义不多,却洋溢着“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气味。我不禁怀疑:社科院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地,还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理论基地?社科院想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地,就必须清算并摆脱“斯大林加秦始皇”的蒙昧主义,通过认真阅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与此同时,抛弃固步自封的陋习,切实地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才能端正自己的历史方位。此话也许期望过高,但心之所系,姑妄言之,希识者不要见笑。

                       201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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