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er photo

导读286

杜光:沉痛拜别何方老

October 6, 2017

惊悉何方老于本月3日去世,不胜哀悼!

进入新世纪以来,被杨继绳称为“两头真”的老人,如李慎之、胡绩伟、李普、于光远、杜润生、戴煌、李凌、李公天等,先后陆续谢世,使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士,深感悲切沉痛。现在,何方老又走了,国家失去一位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战士,社会少了一位守卫着真理和良知的哲人。我为国家和社会的不幸而悲哀!

何老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献出他的真知灼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为何老所写的《何方同志生平》里,概括了他的出色贡献:“何方同志最早提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观点,并著有《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一书,突破了在这个影响全局问题上的羁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在党史问题上,结合个人经历写有《何方谈史忆人》、《从延安一路走来》等著作。关于日本问题,他主张从国家的基本战略利益出发发展中日关系。”

在《何方同志生平》概括的何老晚年三大贡献中,我认为最有社会价值、最有历史意义的,是他对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特别是从遵义会议到整风运动的党史。人们过去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多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这个决议说遵义会议为“毛泽东同志所领导”,它“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整风运动则“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后人在文章书报里,往往还加以强调,如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整风运动则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何老在《党史笔记》一书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说明“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才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何老详细地引证历史事实,描述了毛泽东确立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的历史过程。从对军事的领导来说,遵义会议决定成立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三人组成,组长是周恩来,是“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长征期间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才提议由毛泽东负责军事。长征结束红军抵达陕北后,在1935年11月3日召开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建议成立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但当时只限于对一方面军的领导,因二、四方面军尚未会合。“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

至于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也是几年以后的事。何老指出:“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并非“为毛泽东所领导”。何老引用大量文献,证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有人统计“前后多达137次”。当时张闻天不但代表党中央,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主持党中央同各方面的联系,派遣到各地的领导干部,处理重大组织问题,而且负责起草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战略方针的报告和决议,在中央会议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而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或起草决议,基本上只限于军事问题。何老在书中还举出许多历史细节,以证明党中央到延安后的前几年,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如:以常委名义发布的文件电报,署名一般都由张闻天打头,1938年后的电报才多以毛打头; “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毛泽东“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刘英则被戏称为“娘娘”,毛泽东还自封为“毛大帅”;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张闻天随军行动,有人戏称为“御驾亲征”;当时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几乎每次都是在张闻天的住处开的,各地领导人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大多到张闻天的住处进行;1937年11月刘英到苏联养病,王稼祥领她去见季米特洛夫,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这些细节,都可以为张闻天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佐证。

毛泽东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是1938年以后的事情。“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此后,这种合作就发生变化了,张闻天虽然名义上仍然是总书记,但全党全军的实际领袖却是毛泽东,开会地点改为毛泽东的住所,发电报的署名也由“洛、毛”改为“毛、洛”。虽然如此,毛泽东的威望却没有达到全党拥护和爱戴的地步。例如周恩来、朱德在整风前发表的文章里,都没有引证毛泽东的话;刘少奇在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1941年写的《论党内斗争》,也没有一处引述毛泽东。整风开始后,引证毛泽东的话才成为写文章、作报告的常规。

这个细节彰显出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和这一场运动的意义与作用,那就是“为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地位”。何老指出延安整风的双重意义:在上层,是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下层,是打掉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平等观念和极端民主化。“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张闻天”,反对教条主义以曾经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为首要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

何老说:“由于始终没有允许并组织深入研究和探讨,至今有关延安整风的著述与教学,总显得有些模糊以至混乱,不少问题上还存在自相矛盾真假不分的现象。”他精辟地指出:“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领导体制、宣传教育,以及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包括历史编纂学在内,都还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何老在这里认为:延安整风的传统“还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真是掷地有声,足以惊世骇俗!我们几十年来的折腾,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六四镇压、三个代表,以至五不搞、七不讲、不许妄议等等,“都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这就告诉我们,要检查反思历史上的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研究和探讨”延安整风入手。我认为,何老的这个真知灼见,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财富。

何老一生坎坷,晚年大彻大悟,致力于探求真理,追寻历史真相,为社会作出突出贡献。不幸最后仍然遭受不应有的迫害。去年5月,进驻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曾担任“左王”邓力群秘书王怀臣为组长的中纪委巡视组,竟然给何老加上“长期以来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等罪名,强令何老检查,使老人蒙受极大的痛苦,激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抗议。我为此写了4篇抗议性的评论,写完第一篇后就被禁止发声。年过九旬的何老蒙此羞辱,其影响健康可想而知。

日本研究所的《何方同志生平》肯定“何方同志在长期的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精神,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在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重视学术上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见解和政策意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这里,对何老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敢于直面历史”、“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见解和政策意见”,都作了积极的评价,实际上否定了中纪委巡视组的指责。官方能如此论定,也可算是难能可贵了。

何老走了。大概像其他已故“两头真”老人一样,带着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心告别人世。封建专制主义虽然只不过是泥足巨人,但它至今依然狰狞强大,令人恐惧。我们只能谴责它,却无力撼动它。何老在世时如此,何老去世后,我们这些幸存者也只能如此,无奈它何啊!何老地下有知,大概会和我们同声一叹!

永别了,何方同志!

                             2017年10月5日

五柳村2017年10月6日(星期五) 中午11:10收到

Go Back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