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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86

毕唐书:在抗战烽火中为学生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October 11, 2017

2017-10-12  老衲读史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面对意见分歧,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是最辉煌的篇章。同政治和军事上的成果相比,这一时期的教育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为可圈可点,甚至堪称世界奇迹。

 

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教育事业因此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第一的战争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中秘密何在?

 

一、面对意见分歧,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平津、南京及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平津及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

 

其时,全国的局势更为严峻。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占5%,却要养活全国50%以上的人口。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大陆,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中占主流。例如,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在军政界,争论也很激烈,最能体现意见分歧的是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开口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则针锋相对。陈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完全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力排众议,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做出了最终裁决,提出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不但没有暂停,相反还得到了保护——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需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二、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公务员好很多。

 

战时教育的最大困难是经费。由于大部分大、中学生都背井离乡,丧失了经济来源,所以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养”的义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国民政府先后施行了“贷金制度”和“公费制”。开始时面向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后来其发放范围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大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而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办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以保证教育质量。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对于沦陷区的教育,政府也没有放弃。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并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由1936年的48万增至120余万。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所以,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在解决国办大学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这些私立大学的学生也都享受公费待遇。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从而得以继续维持。由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

 

为了让教师全力投身于教育,国民政府在保证教师待遇方面也做出了极大努力。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但是,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大后方的生存也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也不得不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杨振宁就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刻卖印章。整个教育界的生存勘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守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教师们看来,“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粮食部。如此修订,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中央日报》1942年社论明言:(公务员)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一如前述,即使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也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而这些成绩,都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取得的,是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取得的。

 

三、西南联合大学——一所仅仅存在了8年的战时大学创造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神话”,不仅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更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说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是一个奇迹,最典型的莫过于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至1946年结束,与抗战同岁,坚持办学整整8年。在当年抗日战争的危局和极为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北大、清华和南开这三所久负盛名的大学,在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引领下,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依照当时教育部的指示,在云南昆明一起组建了这所特殊的大学。短短8年多,“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惊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曾毕业于这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奇迹的出现植根于联大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正如联大校歌《勉词》所言:“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奇迹的出现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这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价:“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在抗战中崛起的还有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校址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举校西迁,开始了一次“文军的长征”。在后有追兵,上有敌机的险境下,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余公里,历时2年半之久,最终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等地,扎根穷乡僻壤,坚持办学,从1940年到1946年,长达7年。西迁办学,浙大在艰难中崛起。从1937年离开杭州,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迁返杭州,浙大已成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办学规模也在战乱中发展壮大。西迁前浙大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学系,70名左右教授、讲师,600多名学生。当浙大1946年回到杭州时,已有文、理、工、农、师、医6个学院,25个学系,200余名教授、讲师,2200名学生,规模比西迁前扩大了3倍多。

 

西迁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师生工作、学习常常就在一个个山洞、破庙里。就是在这些山洞和破庙的一盏盏昏黄的桐油灯下,教授们写出了一篇篇科学论文。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王淦昌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用两年时间搞清了其中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后,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也是人才百出,涌现了诸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为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浙大校训为“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1944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抗战期间组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7年平津沦陷,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3所院校于9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守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共设6院23个系。“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西北联大的校歌唱出了西北联大的教育志向。1938年7月,工学院单独设立,称国立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7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又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4个院。随后,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相继分别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法商学院则成为西北大学的主体。1941年后,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抗战胜利后,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与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北洋大学北平部等合并,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但也有一些教师留在西北工学院任教。西北师范学院师生多数迁回北平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也有部分教师留在西北,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师,而西北农学院则一直留在了陕西杨凌。西北联大虽然远不如西南联大那么出名和有成就,仅仅存在了一年多,但这次组建却为原本教育落后的西北带来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为后来全国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规模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国民政府也高度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也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

 

1999年9月18日,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被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专家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并随后被国家派遣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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