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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86

胡维兴记抗日战争时苦读在国立六中

October 12, 2017

涪 畔 苦 读

(1940.8_1944.10)

国立六中是在战争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学校,从1939年春建校,到1949年底结束。1937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火燃及齐鲁大地,遍地狼烟,烧杀掳掠,民不聊生。学校已是教者不能教,读者不能读,广大教师、学生,不甘于当亡国奴,为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从1937年秋开始,纷纷离乡背井,踏上流亡的征途。在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安排下,一些尚未沦陷地区的师生,于1938年春,陆续集结于河南许昌等地,后迁到河南南阳赊旗镇(今社旗县),组成山东联合中学。不久,日寇不断进逼,抗战失利,许昌等地已临前线,师生、家属3000余人,再次背负行囊,继续徒步跋涉,向南流亡,1938年四、五月间到达湖北郧阳(今郧县),更名为湖北中学,直辖国民政府教育部,有近30名女生及家属乘船途中在汉江中溺水遇难。1938年夏,日寇溯长江而上,武汉告急,学校奉命搬迁四川。于是师生再度跋涉西上,沿秦岭,攀巴山,穿剑门,历时数月,历尽艰辛,终于1939年春,分别抵达四川绵阳、德阳、梓潼、罗江等地,于此,正式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校本部设于绵阳(高中),下设四个分校:一分校在梓潼(师范),二分校在德阳(初中),三分校在绵阳新店子(初中),四分校在罗江(初中)。学生以山东流亡学生为主,陆续又招进了河南、湖北、山西、东北三省和其他省藉的流亡学生和少数当地子弟。据原校长葛兰笙回忆,十一年中“该校先后共收容了约五千流亡学生”,高中毕业生1700余人中,“考入大学的约一千四、五百人”(《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3年第2期)。学生能够进入这个学校,不仅获得了读书的机会,而且找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像这样的国立中学在大后方大概有20多个。六中校本部座落于绵阳县城南二、三里处,川陕公路上,涪江之畔;从公路向南有约50米的林荫大道,“国立第六中学”六个大字赫然在目。这里原来是一家工厂,除极少数砖瓦房外,大部是茅草结构,但就其自然条件而论,却是一个很幽静、安适的学习环境,除了邻近公路之外,它的旁侧有一条小溪通过,常年是清澈的潺潺流水;周围多是园田,四季常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果不是生活难乎为继,这里可算是“世外桃源”了。

我走进学校大门,初时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然而我见到学校负责人时,他却冷若冰霜,草草地看了一下我的介绍信便说:“这介绍信不顶用,学校不能收你”。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头,我浑身都透凉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根本不理我,还低头办他的事,我说了半天,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怎么才好,后来他干脆下逐客令,把我赶出来了。我怀着满腔热情,千里迢迢,度过重重难关,来到这个大后方的“家”,却被拒于大门之外。此时,我从西安带来的路费,几乎已全部用光,学校不收留,我到那里落脚?不用说上学,今后生活又咋办?我恍恍惚惚地来到了传达室,委屈、愤懑、绝望,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放声大哭起来。传达室的老大爷不住地安慰我,哭声也引来许多同学,他们了解了我的情况后,都很同情我,其中有几位是基督教徒,他们说:“你先到我们宿舍里住下,再慢慢想办法吧!”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那时正是暑假,宿舍里有空床,我暂时有了安身之地,可是我几乎已经“弹尽粮绝”了,眼前的生活怎么办?以后又怎么办?我前思后想,一筹莫展。却有一位同学知道我是山东省利津县人之后,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是绵阳现住着一个宋哲元的秘书叫高子厚,听说也是利津县人,叫我不妨去求他帮帮忙。高子厚此人,我闻名久矣,他和我同村,算得上是利津县名人。抗战期间,他随宋哲元(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来绵阳寓居。1940年4月,亦即我到绵阳前三个月,宋病逝,高子厚受托办理丧葬和建造陵园事宜。我自以为和他非亲非故,踌躇再三,觉得别无路可走,也只好“有病乱投医”了,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一番,其实并没抱多大希望。想不到二、三天之后,他就派了一个人来把我叫了去。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颇具长者风度,又像是一个教书先生。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应该叫我表叔”。这个亲戚关系我可从来没听说过。经他说明,才知他和我父亲沾上点表兄弟关系,此后我们就叔侄相称了。他当年大概有40多岁,家人还在沦陷区北平,在这里孤身一人,别无亲眷,见到家乡子弟,似乎格外高兴。时已初秋,他知道我还没有棉衣时,便立刻带我上街,订做了一套棉服,并给我一些钱,暂作生活费用,后来又亲自带我去见学校负责人,这次却毫不犹豫地把我收留了。1940年9月间,六中校本部把我分配到绵阳新店子(永兴镇)六中三分校(后改名为二分校),经插班考试,进了初中二年级。此后一年间,每逢假日,我常到高子厚那里去,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虽然他常鼓历我“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本是封建士大夫的“读书做官”思想,但从一个侧面也激发了我的奋发向上精神。他写的一手好字,宋哲元陵园的一个墓碑就是他写的。他曾亲自督导我临帖,可惜我对此兴趣不大,几十年没有什么长进。奇怪的是,他虽然是国民党营垒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僚,却没有官僚架子,而且嘱咐我要埋头读书,不要参加政治。1946年夏,他当时在河北省唐山银行当经理,在报纸上公布的北京大学录取新生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又通过在天津的利津同乡找到了我,在中断联系六年之后,我们又相见了。解放后,他在人民银行工作,经过历次运动,我们彼此都经受着种种考验,互不了解。前几年才从家乡获知,他早已过世,因他追随宋哲元参加过抗战,文革后落实政策为“抗日功臣”。

进入国立六中读书是我一生中第三个重大转折。从1940年9月到1944年10月共四年的时间里,前两年是在三分校读初中,后两年是在校本部读高中。新店子位于绵阳以西约15公里,是一座小镇,只有一条东西向的街,街道两旁是一些典型的南方小木房或阁楼。六中三分校地处一个小巷中的一座庙堂南华宫里,所有神像都集中在正殿上,这个正殿也就是学生的饭厅,每次吃饭都可望见牛鬼蛇神那些狰狞的面孔,虎视眈眈地望着这群面黄饥瘦、破衣褴衫的孩子们,令人不舒服。据说女生宿舍里还有一尊大菩萨,床就在菩萨脚下。正殿外有一株栖满乌鸦的大白果树,每天黄昏时,乌鸦归巢的呱呱声,更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这些后来都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除少数当地学生外,师生都住校,宿舍和教室都挤在一个窄小的院子里。这里气候虽然没有北方那样的严冬,但冬天仍较阴冷,晚上不想钻被窝,早上又不想出被窝,绝大部分同学冬天也只能光脚穿草鞋,最多再加一双袜子,常常冷得直跺脚或小跑步。学校里不备热水,不论春夏秋冬,洗脸、刷牙、洗头、洗脚、洗衣服,全在学校后面的小河里。冬天,河面上结上一层薄薄的冰,把冰敲开,伸下手去,刺骨地疼;夏天,到小河里洗澡之前,先把脱下的衣服洗好,铺晒在草地上或沙滩上,澡洗完了,衣服也晒干了。洗衣服从来不用肥皂,而是用皂荚一种皂荚树所结的果实;刷牙没有牙粉,更买不起牙膏,而是用盐。开水每天只能有一、二茶缸,再就是吃饭时喝米汤。卫生条件极差,跳蚤、 虱子、臭虫应有尽有,更不用说夏天苍蝇在碗里和你抢饭吃,蚊子在自由自在地吸你的血了。为了节省草鞋,大家都自制木拖鞋,用木板粗粗地锯成鞋底的样子,钉上一条皮子就成了,上课时像日本人穿木屐子走路,一片呱哒呱哒声。最令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像的,同学踢足球时都是打赤脚,所以当六中足球队和当地学校赛足球时,只要看脚,就知道是那方的队员了。

沦陷区同学都是靠贷金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刚到校时,抗战时期唯一的一条重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被封锁,学生生活极其困难,每天只能吃上两顿“光可照人”的稀粥,蔬菜很少,十人一大碗盐水煮萝卜或牛皮菜,看不到一点油星。1942年我升入高中后,稍稍改善了一点,每天可以吃上一顿有着长尾巴稗子的红色糙米饭了,稗子吃在肚子里很难消化,但这样的米饭也不能管饱,饭量大的人,吃饭得讲究战略战术:战略上要争取多吃,战术上第一碗要少一些,速战速决,再去盛第二碗,这一碗得高高的,称作“航空碗”,两次总共吃了一碗半。有人不谙此道,第一碗盛得满满的,待他吃完这碗后,饭桶里已净光了,所以他比别人要少吃半碗。大家吃不饱,就常常在饭厅里敲饭桶或饭碗以示抗议,叮叮当当,活脱脱地是一组锅碗瓢盆交响曲,不过不是欢乐的而是愤怒的交响曲。有的同学饿极了,便趁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以练跑步为幌子,到农民的田里偷拔萝卜或挖红薯回来吃。这事我从来没有干过,觉得古人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骨气,岂能自辱斯文?况且离饿死还远着哩!但是每天上、下午上完两节课后,我总感到两眼发黑,心里发慌。因为营养严重不良,加以缺医少药,学生发病率极高,疟疾、痢疾、肺结核、夜盲、疥疮种种病患一齐袭来,呻吟床第者比比皆是,特别是肺结核在那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学生及教职员工因患此病及痢疾等病致死者不乏其人,只校本部就有20多人,埋葬于绵阳西郊,学校附近的西山观的荒山野岭上,大家沉痛地称这片坟地为“国立六中第五分校”。这里有西汉杨雄(子云)的遗迹,有一个亭子叫“子云亭”,亭前有一个石砌的水池,据说杨雄曾在里面洗过砚台,人称为“洗墨池”;此外,三国时蜀国诸葛亮的继承人蒋琬墓也在这里。听说现在那里建成了公园,修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园林亭榭,装扮得十分妖娆,成为旅游胜地了。

六中学生除了少数当地人和后方有家的以外,绝大多数没有经济来源,在校内除了伙食和课本外,其他花销全靠自己解决,这就需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孟昭峨和高子厚多次表示要给我以资助,但从我正式入学那天起,便下定决心要自力更生,从来没有主动向他们伸过手。我学习优异,奖学金是少不了我的,但那几乎是象征性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的办法则是靠业余当家庭教师挣点钱贴补零用。我当家庭教师都是老师们主动帮我介绍的,初中时是当地姓唐的一个乡绅家,男主人是前清的一个秀才,又是当地哥老会的“舵把子”,老俩口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在六中三分校读初中。从1940年冬到1942年夏,每当寒暑假我就到他们家里,和这个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按现代术语来说,就是“陪读”。老太太很会做菜,每天吃四顿饭:早晨早点,晚上消夜,中间两顿正餐,吃的很好,特别是正餐,必定是满满一桌菜。他家三口加上我共四个人在一起吃饭,偏偏老俩口吃定时斋,即每月的某日某日吃素,一个月下来,能吃荤的日子几乎没有,所以,一桌子美味只有我和他们的孩子吃。我在学校里,清汤寡水,肚子里没有油水,嘴特别馋,到这里后,便大吃特吃,以致把肠胃吃坏了,老拉肚子,落下了个慢性肠炎。第一个寒假下来,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稍有长进,老头子很高兴,非要我和他的孩子拜把子不可,盛情难却,只好从命,可这样一来,我就不好意思收他们的酬金了。但一个假期下来,至少可省下在学校的伙食费,一个学期零花也可勉力维持了。到校本部上高中后,又到一家当过家庭教师,这家男主人是个医生,开一家医院,家里有三四个小孩,从小学一、二年级到初中一、二年级的都有,我是从国语、数学到英语无所不教。我和孩子们混得也挺好,在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偏巧,这家的大儿子曾和我初中同学。1993年他给我来信说,老医生已经80岁了,还记得我。

我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在那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与同学之间有着比较强烈的互助友爱、患难与共的精神,有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帮助过我,前面提到过刚到六中时几位陌生同学伸出援助之手,就是一例。初中时,教务主任,我的国文老师和级任导师王资愚,不仅特别关心我的学习,而且关心我的生活,在历经沧桑之后,我更加怀念他。遗憾的是,当我在文革后打听到他的情况时,他早已作古了。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国立六中却培养了良好的学风,以其教学质量和(大学)高升学率在大后方中学中是颇有名气的,这种良好的学风总结起来就是严格(对学校和教师而言)和勤奋(对学生而言)。六中拥有一批很好的师资,如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李广田、陈翔鹤、方敬、李束丝等,都曾任过初中或高中的教师。这些教师不仅有很高的学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孜孜以求,言传身教,甘居清贫,献身教育事业。

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衣着没有任何要求,甚至打赤脚上课也不会干涉你,但对于学习上的要求却非常严格,不用说上课纪律很严,晚自习也是不能随便的。教师和学生都住校,宿舍和教室几乎是紧挨着,晚自习时,老师们也经常来进行检查,每个人的课外作业都由老师自己进行批改。考试制度很严格,不仅有小考、月考、期末考,而且还有“抽考”,事先根本不打招乎,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一门课的老师带卷子上讲台就来一次考试。这种考试的效果非常之好,迫使学生们必须在平常把功课学习好,基础更踏实,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搞“临阵磨枪”。我高中基本上只上了两年,当兵耽误了两年,又没有复习时间,却在1946年高考中,四报四取,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不能不说与当年在国立六中时打下较好的基础有关。

六中当时的课本是正中书局出版的,也有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但不少教师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自选自编教材,有的国文教员就补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唐诗,宋词和楚辞;有的英文教师则自选莎氏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或阿拉伯的名著《天方夜谭》的原本作教材。正式课程并没有书法,但国文老师常另外辅导练字或组织书法比赛。学校还不时举办讲演比赛、英语讲演比赛、国际时事报告会等,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学校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导下,同学们的学习自觉性很高,绝大多数学习都很勤奋。流亡学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日情绪,因为他们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逼出家门的,国破家亡,如今有了学习的机会,能不备加珍惜?况且不能在学校读书,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吃饭的地方,那敢稍有懈怠?因此学校中认真读书的风气很浓厚。课本是学校发的,但由于数量不足,迫使学校不得不采取措施,一套课本这个年级用后再转交下个年级继续使用。我在高中是12级,这就是说,课本到我手上时,已经换了12个主人了。课本这样欠缺,文具更谈不上了。由于经济困难,作业用的纸虽然很薄也要两面皆用,而且尽量在沙土上写字,如英文单词甚至数学题的演算,都可以利用沙土;没有钢笔,便把蘸水笔尖绑在棍上用。晚自习时,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四个人就在一盏桐油或菜油灯下作练习,这种油灯大概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使用了,在我的中学时代,它竟是最重要的照明器具。灯的油烟特大,味道难闻,第二天清晨洗脸时,鼻孔中都是黑呼呼的,大家称之为“烟囱”。

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和困难的学习条件下,却孕育了良好的学风和浓厚的读书空气。每天天还没亮,操场上、小河边、野地里到处是朗朗的读书声;晚饭后,即使在散步,也还有不少人在背诵英文单词或名人诗句。我生性好静,每当假日,也很少到外边去玩。初中时,操场旁小河对岸的野地,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美丽的黄色油菜花,芬芳袭人,彩蝶纷飞;近处是潺潺流水,仿佛在低声伴唱;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暂时忘却国破家亡的悲伤。到高中时,除了小河边的花丛之外,又有一个夏日读书的好去处。距学校不远,有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家“临江茶馆”,那里本是社会上三教九流交际、谈生意的场所,人来人往,熙熙嚷嚷。但在江畔树荫下也散放着一些茶桌、躺椅,供喜欢清静的人们来喝茶、聊天。假日,吃完早饭后,我常常一个人或和一、二好友,到这里来泡上一碗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喝茶和聊天,而是图个清静,来这里温习功课。头上是林荫蔽日,脚下是茸茸青草,眼前是一带江水,耳边是鸟语虫鸣;茶座间相隔校远,互不干扰,我们尽可以默演算题,诵读诗文;累了,还可以娓娓而谈,互诉衷曲,甚至可以躺在躺椅上小睡一会。茶馆有一个不成文规定,你坐下来,不管是泡上一碗茶,还是只喝白开水,隔一会就有鮫侍(即茶房,服务员)来给续水,那怕你从早晨坐到晚上,只要不离开,就不会对你冷待,花上很少一点钱,就可以坐上大半天,对于穷学生来说,可算是“物美价廉”了。

我并不太笨,但也不是很聪明。前面说过,我在小学时,由于沉溺于读课外小说,学习成绩很是一般,但到了六中之后,学习上却产生了一次飞跃,在初、高中共四年的时间里,考试成绩一直稳居全班第一名,这主要是由于刻苦学习的结果。进入六中时,我快到16岁,经过一次艰苦的长途自我流亡生活之后,我开始懂得了“路是人走来的”,认为像我这样的穷家孩子,只有读好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读过许多小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思想,从正、反两个方面都促使我走上“苦读寒窗”之路,我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去了。我不喜欢文体活动,在学校时,体育和音乐考试仅及格而已,兴趣不广泛,生活单调,这是不足为训的。不过,我喜欢阅读课外书籍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而且从古典文学转到现代文学上来,像巴金的《春》、《秋》、《家》;茅盾的《子夜》、《腐蚀》;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以及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甚至外国某作家的《丘吉尔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李宗吾的《厚黑学》都是在这一时期首先读过的。对它们,我依然是如饥似渴,良莠不分,对我的影响正面的负面的都有,例如左翼作家的作品使我崇尚正义,憎恨邪恶,而《我的奋斗》、《丘吉尔传》之类,却灌输我个人英雄主义。不过,我那时已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对事物的分析批判能力,读《厚黑学》时就觉得那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此书的作者李宗吾自号“厚黑教主”,清末民国初人,自称遍检诸子百家,读破二十四史,得出结论:人要脸皮厚、心黑,不然就不可能成为大奸大雄。我读过一些历史和演义小说,仔细琢磨,还真是那么回事。然而我明白,此翁是反话正说,是辛辣讽刺旧时政治黑暗和官场弊病的。我生来脸皮薄、心软,活到70岁,“厚黑”也没有学到,但这本书对于我观察社会和识别人,却有一定受益。

国立六中校史可分为早、中、晚三个主要时期;在政治上,早期和晚期进步力量比较活跃,中期则反动势力特别嚣张。

早期从1938年到1940年,学校中的抗日活动和民主活动都比较活跃。1938年3月,山东省各地流亡学生先后到达湖北老河口后,展开了抗日宣传工作,例如:在大街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涌进新华书店,争相购买《抗日的八路军》、《论持久战》、《二万五千里长征》等书;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后来共产党人钱俊瑞、胡绳、进步作家臧克家、姚雪垠等在老河口均县一带进行抗日活动,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到学校作过讲演或访问,对学生的进步有着很大的影响。根据成都原国立六中校友会编印的《原国立第六中学校友通讯》资料,从1939年初到1941年初,六中校本部和一、二、三、四分校均存在由三台中共中心县委领导的党支部或特别支部,共有党员近80人;有不少学生先后奔赴延安或通过其他途径,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重庆的渣滓洞,有的在敌人的刑场上和战场上牺牲了。

晚期从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8月)到绵阳解放(1949年12月)。在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愈来愈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学校的师生们一样,国立六中的师生们也在觉醒,即便曾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部分教师甚至执行过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学校负责人以及三青团员,也站到了进步力量一边,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再次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潮,直到解放。

我进入六中时,恰恰是她处于政治上最反动的中期(1940年秋1944年冬),我的幼稚和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被利用,在国民党反动宣传和欺骗下,我成了一个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者,虽然对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和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十分不满,但却以为那都是下边的人干的,而蒋介石是好的。那时社会上传说,冯玉祥白天打着灯笼到蒋介石那里去,但进入蒋的房间时,把灯熄灭了。别人问其故,他说,现在全中国只有这里才有点光明。这无疑是国民党编造,利用冯玉祥在群众中的影响给蒋介石脸上贴金的。但这种宣传方法却很高明,既不公然否认社会上的黑暗和政治腐败(因为那是有目共睹,谁也否认不了的),又给那位“蒋委员长”戴上了“伟大领袖”的光环,骗取人民对他的信任。

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抗战以来第二次反共高潮,学校中风云突变,国民党对六中的进步力量,公开进行镇压。根据解放后所看到的史料,从1940年特别是从1941年初起,学校中的反动分子勾结地方上的特务分子,伙同军警秘密(有时是公开的)逮捕进步师生的事情时有发生。据原六中教务主任后任校长的王晓纶和教师崔力明回忆:从校本部及各分校捕去的学生约五、六十人,教师二人,而“失踪”或被迫离校逃亡者,不知多少;当时被捕,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被杀害的就有四位学生据绵阳市政协编《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一辑和第五辑。

虽然这样的政治环境对我负面的思想影响很深,然而我毕竟出身于贫寒之家,对政治的腐败和社会上的黑暗有一种本能的憎恨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不同渠道,又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现实的不满。总体上说,国立六中学校当局是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的,但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也不乏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例,校本部图书馆里经过“消毒”后,也还有一些“漏网”的有进步思想的国内外名著,例如巴金的《春》、《秋》、《家》,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曹禺的《日出》,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学校里还经常演出一些宣传抗日和带有一定进步思想的话剧,如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夏衍(?)的《重庆屋檐下》等 。这些对于我的思想都有正面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些作品并没有明确地直指国民党反动政权,也可能由于六中是一个流亡学校这一特殊性质,学校当局竟然允许它们存在和演出。当然,反动宣传的作品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以及特务话剧如《野玫瑰》、《兰蝴蝶》等等,我也是读过或看过的。

当时,在学校中既没有条件听广播,学生们自己也没有力量订阅报纸。对国内外时事的了解,主要是从学校的“读报栏”那里获得的。在我到六中以前,学生们还能够从外地收到一些进步报刊如《新华日报》、《全民抗战》、《解放》、《七月》、《文艺阵地》等等,并在同学中传阅,但从1941年后,国民党加强了文化封锁,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官办报刊如《中央日报》、《扫荡报》和民办报纸《大公报》了,而我最喜欢读的就是《大公报》。

当时的《大公报》是一家自我标榜“不偏不倚”实则是一家“中间偏右”的报纸,她对于国民党政府是“小骂大帮忙”。1945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对“小骂大帮忙”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尽管如此,在国民党疯狂的文化围剿和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的小骂,比起《中央日报》那类一个腔调唱赞歌的官办报纸还略胜一筹,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我就是热心的读者中的一个。例如在国外新闻报导方面,我最喜欢读肖乾的《伦敦通讯》,国内方面我最喜欢看它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平的通讯、社论。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事件报导,一次是1941年关于孔二小姐飞机运狗,另一次是1942年关于河南灾荒。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飞机从香港把孔祥熙的二小姐的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女佣运到重庆,而把大批文化人(其中就包括《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丢在香港不管,引起民愤。《大公报》借题发挥,于当年12月22日发表了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揭露了国民党政治腐败的种种弊端:“此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和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公款买了一所公馆……。”

1942年,河南省大旱灾,饿死几百万人,活现一片人间地狱,而国民党政府还在向河南人民勒逼征粮。同时在战时的首都重庆,通货膨张,物价飞涨,市场惶惶,抢购成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大后方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载了该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通讯,揭露了河南人民灾难的惨况。该报又于2月2日发表了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社评说:“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均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尸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子纳粮,卖了田纳粮。……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读,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社评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效,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其实,社评描述的灾情,不足实情的百一,但也足以摧人泪下了。当时河南人民深恶痛绝的“水”、“旱”、“蝗”、“汤”四大害,前三者是天灾,后者则是人祸,“汤”就是汤恩伯,是国民党中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他指挥的部队,在1944年日寇大举进攻面前,溃不成军,人们讥讽他的部队逃跑时,“两条腿”比日本鬼子的“四个轮子”(汽车)还跑得快。我还学会从报纸上的字里行间去分析、了解事实的真相,例如报纸上说:“国军背进……”,实际是说国民党军队向后撤退了,因为他们是背向前进的。

除了报纸,我还可以直接通过不同渠道去观察和了解社会。校本部和三分校均在公路旁并接农村,都有不少茶馆。茶馆中人来人往,三教九流,虽然都贴有“闲谈莫论国事”的警语,但只要留意,仍可听到许多报纸上看不到的社会新闻。此外,还可以从当地同学的口中,了解到许多学校里看不到的事情。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触目皆是。仅以兵役为例,“抽壮丁”、“卖壮丁”、“抓壮丁”成了非常具有时代特征的名词。国民党政府当时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该去当兵,这叫“抽壮丁”。但有钱有势的人家勾结保甲长,在“抽签”上做了手脚,因此,中签的多是穷苦老百姓,有钱的人家万一被抽中了,也可以花钱买一个人来顶替,这个顶替的人叫做“卖壮丁”,以至有些兵痞专门以卖壮丁为职业。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吏大多吃空额,有饷无兵,交不了差就到处去抓人,这叫“抓壮丁”。听说学生也有被抓的,因此,有一个时期,同学们都不敢孤身一人在校外行走。国民党军队实行的是封建军阀和法西斯的管理制度,把士兵当做牛马或机器,因此逃兵很多,为了防止逃兵,国民党对新兵采取了和对犯人一样的管理办法。我多次在公路上亲眼看到,一个连队的徒手新兵,三路纵队行进,用三条绳子拴着每人的一条胳膊,从排头一直拴到排尾,两旁则有武装士兵押送。国民党军队克扣军饷,士兵吃不饱,大多面黄肌瘦,这样的士兵上前线,其战斗力可想而知了。国民党标榜儒家学说,常在机关或学校大门两旁挂有对联牌匾,上联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下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民群众中的政治笑话中却去掉了每联的最后一个字,改成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和“孝悌忠信礼义廉”,上联说的是“忘八”,下联则讽剌是“无耻”。在我记忆中,六中校本部大门口,好像也挂有这么一副对联,我看了总联想到这则政治笑话而觉得十分好笑。

在国立六中的四年学生生活,着实令我难忘,由于那艰苦的生活环境,锻练了我能够吃苦耐劳,自强自立和给我这个穷家孩子以难得的学习机会,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六中的教育工作者,为培育学生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情实难忘,功不可没。即便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战火中从沦陷区抢救出了大批师生,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教育,在这一方面,也应予以肯定的。

也许正是由于六中是一个战时的特殊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大多是从沦陷区来的,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所以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亲密的。这些老师大多已作古,我对他们寄予深切的怀念。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王资愚老师,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嵌印在我的记忆中;许多同学可能还健在,我祝他(她)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摘自胡维兴回忆录《风雨七十年》,2002年4月发表于五柳村。


胡维兴,男、汉族、山东利津县人,19249月出生,194410月,参加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赴缅甸作战。19469月考入北京地质大学地质系。1949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8月毕业。19509----196212月,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部地质组、河北省地质局等单位,分别担任技术员、技术负责和地质科长等职。196212月,调入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现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从事地质研究工作。1980年11月,任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矿床室主任。1983年6月,任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19881月,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离休,享受副局级待遇。胡维兴同志是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摘自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党委书记孙晓明到市 第三中心医院慰问看望离休老干部胡维兴 (天津科技党建网20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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